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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学论著整理研究的百年进展与反思 ——基于学科发展的视

发布时间: 2019-11-09?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论梳理与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15BXW011。

  新闻学的著述成果从体裁上可分为论文、著作及一般性(报刊)文章,为叙述方便,这里一并称为论著。新闻学论著的整理研究具有学科史总结的性质,也具有研究指南和历史文献学价值。

  基于此,本文基于学科发展的视角尝试梳理、归纳百年来有关新闻学论著整理研究的各类成果,分析百年来学界在此领域所取得的进展、成就,指陈其得失,以期为进一步完善百年中国新闻学论著整理研究这项基础性的学术史工作抛砖引玉。

  我国的新闻学著作与论文到底有多少?有过哪些整理?这方面前贤们有哪些成就?自民国以来,已有好几代研究者不断地对此进行推进,其成果有论文、专著、专书等。百年来其整理研究的发展轨迹与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如下:

  (一)最早是民初,黄天鹏、徐宝璜等人开启了民国时期中外文新闻学论著的整理。

  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论著整理研究成果多发表于期刊杂志,或者印行附于书后,这些如今已不易见。目前我们有据可查的是《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它收录了清末到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6900余种期刊130余万篇文章),发现新闻学在中国刚刚兴起的上世纪二十年代,黄天鹏和徐宝璜较早将中国新闻学著作与报刊文章进行了编目整理(此前是否还有其他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暂待考)。

  同年,徐宝璜(1927:38-42)还进行了外文版书目的整理。他的《新闻学英文书目百种》首次整理出108种英、日新闻学名著书目。这样经黄天鹏和徐宝璜的早期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中国共有263种中外文新闻学论文和著作。

  后来黄天鹏(1930)又撰《天庐逍遥阁新闻学藏书编目》(附于其专著《中国新闻事业》之后)进一步补充。

  三十年代之后,英文论文和新闻学期刊开始被列入新闻学论著整理范畴。如无名氏(1932:28-37)的《中国新闻学书籍论文目录》一文收录了民国时期新闻学书目(含论文)88条。与黄天鹏的文献整理显著不同的是,该文还刊载了36种西方学者(含部分中国学者)在报纸、期刊乃至会议上发表的对中国新闻业进行探讨的英文论文篇目。这应该算是我国新闻学文献史上较早的英文论文编目,也是对上述黄著的一个补充与推进。

  抗战后,出现了学科方向分类详细的新闻学论著整理成果。如《中国新闻学出版物一瞥》(闻一新,1945:9-12)一文。该文与前面成果显著不同的是:同时归纳了这些著作的出版年代,即“中国新闻学出版物年代表”,试图探寻新闻学论著的发展规律,这是对以前论著整理研究的一种创新与推进。

  这里还有一篇书评值得一提,贾晴(1947:64)的《胜利后我国新闻学专著述评》(附表)一文对抗战胜利后两年内的出版进行了“最诚恳而天真的综合书评”,述评时高屋建瓴,褒贬全面。相对前述专文而言,应该说这是当时介绍最为完善、形式最为规范的一篇新闻学术史论文了。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整理研究的零散性。一开始整理的视野也相当开阔,它囊括中外文献篇目,旁涉期刊、论文集;整理不只是书目,还涵括有论文、乃至报刊文章;在书目整理的基础上,开始有一些心得体会类的研究性文章,出现了最早的新闻学书目述评。但毕竟由于学科刚刚起步和发展,因此整理研究的成果多为一般性的非学术类文章,且断断续续,相当零散。整理成果只涉及民国时期的某一个时间段,缺乏对整个民国的系统观照。

  (二)其次是建国后,人民大学资料室对北京各大图书馆馆藏的民国新闻学论著的回溯性清理。

  建国后,最初对民国新闻学论著作出系统清理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其代表性成果是索延芳(1957)的《旧新闻学书刊目录(1919年-1948年)》。后来方汉奇(1980:827-832)再撰《旧新闻学书刊目录补遗》。方著的编目内含日伪政府、中宣部出版的部分专著,这种在当时打破意识形态局限的纯学术性视角的整理研究对新闻学科而言意义非常重大。这样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论著在解放初期基本有了一个定论。

  后来在此基础上,河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1)编写的《新闻教学研究》第一期与第三期载有《新闻学书籍编目》(其原件待查,目前尚未流传),这是解放后新闻学专科书目中较为完备的一种了。1982年《中国新闻年鉴》又刊载了《中国新闻学书刊简目》一文,共列出了新闻学书目796种,1983年的《中国新闻年鉴》又补遗了261种。这些成果都是对前述人民大学资料室编目的一个补充与完善,也是当时最为完备的一份中国新闻学论著整理清单。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整理研究的专题化。随着新闻学科的逐步发展以及治学环境的逐步安定,这一阶段的集大成乃是民国及建国初的新闻学书目有了专题性整理。与前一阶段的零散性成果相比,这一阶段开始从学科视角出发将民国及建国初新闻学科的书目作出了专题性的系统清理。

  (三)再次是新时期以来,国家图书馆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料室先后对新中国新闻学论著的系统整理。

  1989年,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林德海主编了《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书目来源主要是依据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资料室的藏书,著作涵括公开出版的和内部印行的专著、教材、论文集、新闻作品集、参考工具书等。该书的最大贡献是:除个别根据目录材料转录外,都查阅了原书,部分书目根据原书写出了详细的观点介绍,并附有著作者人名索引。这可算是民国以来最权威、收书最全面的一部新闻学书目。至此我国终于有了第一部专科性质的新闻学书目。

  时隔不久,中国社科院新闻所资料室刘克良主任(已故)组织资料室同志查阅了很多图书馆并翻阅旧期刊录存的新闻学书目。但遗憾的是,刘克良的编目并没有公开出版,原件现在也难以查到。

  2008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一书出版。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比较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新中国以来的新闻学著作,大陆与港台论著兼收并蓄,并单列了“港台版”,部分图书附有简介,这是当前学界公认的比较权威的一份中国新闻传播学论著编目。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整理研究的体系化。整理研究一反过去的零碎,成果不再是零散的论文,终于有了标志性的专著。而专著的出现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论著尤其是建国以来的论著终于有了体系化整理,新闻学科走向成熟。

  (四)新世纪初,因世纪学术回顾的需要,再次梳理出了一批专题性的新闻传播学著作要目。

  如传播学著作要目有过三次系统的整理。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1981—2002年),最先将传播学引进中国以来的各类译著、国人自撰的传播学著作按照编年的方式进行了归总,共整理出了276种传播学论著。其次是戴元光(2001)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书末附录有《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共列出了1981-2000年代表性的重要传播学著作128种。再次是王怡红、胡翼青主编(2010)的《中国传播学30年·传播学主要著作目录》,它按照编年顺序共整理出了30年间中国大陆出版的593本传播学论著(含译著)。它相比新世纪初周伟明的《精介》所收录的传播学书目还要多出190种。台湾方面有陈世敏的《台湾传播学的书籍出版》手稿本。

  其次是应用新闻学要目的整理。单波著(2001)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附有《20世纪中国新闻业务研究重要文献编年》,对1900年以来的新闻业务文献(含重要论文、著作和领袖讲话、指示)进行整理,汇总了386条篇目。作者将民国时期报纸、期刊所载的重要新闻学论文、发刊词也予以收录,如中国最早的新闻业务文献是陈荣衮的《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澳门《知新报》1900年1月11日)和敦煌韬晦子的《中国报序》(《中国日报·中国旬报》1900年1月25日),这些整理使我们对百年中国新闻业务史(含史料)耳目一新。

  再次是新闻史论著的专题性梳理。集中于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间段。李秀云(2003:35,238,310)整理出我国近代的新闻学研究文章103篇。这是近代新闻史论文整理较为系统、详实的编目记录。此前,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主编的《新闻研究资料》曾连续刊载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1986)整理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报刊资料索引》,从1979-1986年共计3023条篇目。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出现的较为完整的当代新闻史论文整理,它含新闻史论文及报纸、期刊上发表的一般性文章,如传记、回忆录、人物介绍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范军(2011:554)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收录了32年间印刷出版的论著3500种,其中就含部分新闻史文献。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整理研究的精细化。专题性的论著目录是新闻学科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它应学科方向的需要产生了专门的论著目录的辑录。这一阶段是本学科成果按照学科方向进一步分类和细化。由此整理研究的学科缘际逐步清晰化、具象化和精细化。

  百年来中国新闻学论著的整理研究对于逐步廓清新闻学科史、构建学术史意义相当重大。这一领域的成果至少取得了如下几方面的成就:

  百年新闻学研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历程?其标志性的成就——论著的出版在数量与规律方面有哪些特征?一方面,中国新闻学论著整理可以梳理1833年我国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以来至今的学科成果,尤其是前面的论著篇目的梳理,可以让我们全面知悉本学科的研究历程、研究主题、研究概况;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整体把握各阶段的论著发展规律。

  民国开始就有一些专文或论文总结了这方面的情况。如抗战前后新闻学论著的出版情况如何?《中国新闻学出版物一瞥》通过罗列117种“中国新闻学出版物年代表”发现:“如果单就战前(1936年前)和战后(1937年后)的出版数量比较起来战后七年中的出版物数量几乎占了全部出版数量的一半”(闻一新,1945:9-12)。这种结果根本出乎我们的意料。

  建国后三十年的情形又是怎样的?《我国的新闻学书籍》(1984)(陈华编,1987:166)一文指出译著要比“该门学科书籍出版”的历史早30年;解放初期的著作多为通俗普及性读物和前苏联译著;文革前期多为教材、讲义及资料性读物;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出现各类丛书、年鉴、译著,著作的学术性增强等等。童兵、林涵(2001)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认为世纪初“由术入学”产生了第一批中国新闻学著作,20—40年代出现了中国理论新闻学著作出版的高潮,建国初期注重实用性知识的普及与前苏联的译介,研究性成果匮乏;改革开放后才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出现了重大进展。这些都是对论著发展规律很好的总结。

  论著的总体数量呢?有成果揭示:从1902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印行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算起,到1983年底止,我国有过新闻学书籍(不包括新闻学期刊)共1700种以上,这个数据同样也是不完全统计,而台港澳的新闻学书籍是近30多年来才发展起来的,50年代以前出版的极为罕见,能见到的近400种(陈华编,1987:166)。

  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情形呢?卢惠民的研究(1990:67-70)显示,我国1979年到1988年我国十年新闻学论著总数达1000种(册),相当于建国以来前30年(1949-1978年)的三倍,相当于解放前的两倍多。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出版的新闻学专著、译著和文集约占1/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新闻出版》编辑委,1990:486)。

  除了论著产出的统计和发展规律的归纳,专业版图也得到了描述和呈现。部分学者从新闻学科发展沿革审视了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甚至还专门考释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译新闻史著作的情况(丁沂,1987:51-53;李开军,2007:79-80),还有以传播学译著为视角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的“知识地图”及其学科发展(黄旦,丁未,2005:23-30;周岩,2012:30-33;文芳,2011:55-58)。从学者向芬(2010:792-796)就传播学著作做过的统计,可见这些专题性的传播学文献整理研究之精细。

  自民国至上世纪80年代,新闻学论著整理的成果多以专文、论文的形式保存下来,整理出的成果也一直在不断翻新和完善。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新闻年鉴》以专文的形式再次将以前的论著予以整理和完善。

  80年代末,林德海的编目第一次全面汇总了中国新闻学发展80年的学术成果。它分建国前、建国后和台湾出版的著作三部分。其开创性的贡献在于:一是汇总和查实了解放前的新闻学著作;二是对刚刚起步的“传播学”著作也有介绍。这种“求全”和“历史”性的学科成果整理第一次鸟瞰了我国新闻学科在学术研究上的发展脉络和概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林德海的编目可解读为一部中国新闻学科发展史。

  10年后,周伟明(2008)编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再次补充了林德海的原有编目,填补了20年来新闻学科书目出版上的空白。该书最大贡献在于全面汇总了建国以来至新世纪的中国新闻学论著。这样民国和建国以来的新闻学著作都有了基本的清理。尤其是传播学引进来后,周著集纳了相当一部分传播学专著。通过周著的精介可以清晰看到新闻学发展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壮大历程,因而一定程度上这也可解读为一部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史。

  新闻学术研究的发展带来了其学术史研究的繁荣。解放前的《最初的几部新闻学书籍》(白虹,1936:21-22)一文对二十年代我国最早的任白涛、邵飘萍、徐宝瑛及美国学者的6种著作和译著进行了钩沉,介绍了这些论著的基本内容、篇章构架、著作特色乃至参考文献和附录等,此文可算是民国时期较早的新闻学术史专文了。

  解放后有4部总括性的新闻学整理研究著作:首先是徐培汀(2002)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从整体上对20世纪新闻学各领域的著录成就作出了归纳与总结,并介绍了建国后60多位影响较大的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简历及其论著。另外,徐培汀(2006)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介绍了建国后40多位影响较大的新闻传播学者、名人、领袖的的论著及其理论贡献。其次是丁淦林、商娜红(2005)合编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归纳了二十世纪25位著名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及政治家的重要新闻学观点及代表性的新闻学论著(含论文)目录,此书无疑是一部代表性的新闻学文献的引介之作;而何杨鸣、张健康(2002)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宣传学和舆论学卷》归总和介绍了百年中国宣传、舆论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与著作(含台湾地区)、领袖讲话、报刊文章等。这些多是对既有的新闻学术研究成果的重新描述、评价、解释。它们集资料性、学术性和工具性于一身,让后学者对新闻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览无遗。其出现标志着新闻学术史的书写开始进入自觉阶段。

  近年来又陆续出现了本领域一批专题性的学术史著作,如李秀云的系列学术史著作《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2004)、《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2009)、《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2015)、《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2007),另有《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张振亭,2009)《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谢鼎新,2007)等等。在广告、编辑领域甚至还出现了部分专题学术史如《中国广告学术史论》(祝帅,2013)、《中国广告学术史(1815-1949)》(武齐,2014)、《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姬建敏,2015)等。这些学术史著作的出现,使新闻学论著整理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其标志性成就之一。

  早在民国时期,新闻学论著编目的范围就已扩展至政策、法规、杂论乃至英文论文,并细分为新闻学总论、报业史、求一个霸气超拽的女生网名还要显得妖娆妩媚,新闻编辑、采访、写作、经营、通讯、知识、读法等等。一些前瞻性理念我们至今甚至难以企及和付诸实践。如新闻学编目应涵括论文和外国书目。

  改革开放后有人倡议,“假如谁在1902年以前就对新闻学读物的出版有心的话,他完全可以编一本很象样的《新闻学(或报学)论集》。其编目可以这样: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王韬,1875;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日报,王韬,1878;报中杂论跋,(英)李提摩太,1890 ;新政策,(英)李提摩太,1896……”(陈华编,1987:167)可惜后来的新闻学论著整理因各种原因并未付诸实践。

  《民国时期京版的信息传播类图书》(《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1996)列出了民国时期北京出版的新闻学图书有16种,除了徐宝璜、邵飘萍的著作,还收录了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新闻学研究》《新闻学概观》《新闻事业与国难》(第五届新闻学讨论会)《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中国报界交通录》等13种,以及日伪新闻学著作《社论写作》《新闻评论》《新闻学集成》(管翼贤编)等6种。这种辑录也算是对以往论著编目范围的再次拓展。

  编目的分类方面,最早有论者转译了东京帝国大学新闻研究室的《关于新闻学藏书分类法》(小野秀雄,1936:46-51),引介了日本新闻学书目分类法,将书目分为21类。改革开放后学者卢惠民(1990:67-70)将新闻学书籍分为10类。这些分类法对后来的论著整理无疑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编目体例方面,黄天鹏最早倡导图书简介。他的《天庐逍遥阁新闻学藏书编目》一文率先树立了这方面的典范。黄注介绍了早期中国新闻学各类书目的来龙去脉,对一些书籍遗失的书籍,其存目的意义非常之大。

  后来的《中国新闻学出版物一瞥》甚至将各种书目的出版年代予以排列,即“中国新闻学出版物年代表”,试图总结新闻学论著的发展规律,在编目体例上这也是对以前整理研究的一种创新与进步。至林德海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已创立了较完善的编目著录体例。

  综上所述,一百多年来,随着新闻学学科的发展与成熟,新闻学论著整理的范围、视域不断拓展,编目也不断从简略走向精详。但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成就的背后也隐含着如下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是缺乏学科的全局视角。新闻学有它本身的发展史,这种发展史的建立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梳理和归总已往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以学科全局视角观照的话,以新闻学研究上整理研究几乎是空白领域的有新闻学史料、新闻学术期刊史、中外新闻学术交流史等,更遑论具体的学说、学者、学刊、学会、学派等专题性成果的整理研究。另外,前面提到的一些阶段性或领域性的学术史,它们也多拘泥于某一时段或领域,或仅限于本学科的重要书目的阐述分析。基于新闻学论著编目与学科百年发展史两相紧密结合的、通论性的全局研究还相当少,这方面还留有亟需拓展的空间。

  其次是问题意识兼顾不够。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关照、发掘、整理出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的学术疑问与学术难题,它有利于避免因偏好于主要学者及其著作的关注而导致碎片化的缺陷。如果同时兼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则整理研究不再仅仅是新闻学成果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即整体意义的学科史,它还可以顺及具体的专案或个案(如论著、人物、学刊、学会、学派等)。

  再次是整理研究的方法问题。现有的整理研究成果,多采用传统的编目法和文献分析法,或注重新闻学本身学科方向成果的分类、归总,或单一性地关注新闻学术史,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如何借鉴现有的数字化技术并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突破这种研究瓶颈也值得思考。

  尽管上述成果为新闻学科的发展与积累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但如果从学科建设的视野来观照,这种整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如下亟待拓展的空间:

  目前虽有极少量的专题成果,但限于各种原因它们的系统性、完整性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一方面,迄今为止没有编出任何一本近年来新闻学书目的累积本(如近十年度或其它周期的累积本)。另一方面,目前收录的基本都是正式出版的书籍、报纸、杂志、小册子等印刷出版物。对内容没有改变的重版、重印无收录;完全未予收录的有:内部刊物、非正式出版物,博士学位论文,手稿,研究报告以及一些机关或部门自行编制的资料等。

  民国到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论著整理仅仅局限于新闻学,而且多按照上述思路来收纳和归类。上世纪80年代初引入了传播学,90年代传播学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新闻学领域出现了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诸多成果,传播学研究本身也硕果累累。近年来传播学论著产出非常丰硕,但因各种原因编目整理未能全面纳入。世纪初的新闻传播学论著整理对“传播学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的兼顾也多有不足。

  另外,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因此还须增加新媒体方向书目。这样可以总结各个学科方向的论著成果,发布最新研究动态,为学术界提供更为专业的学术研究成果。

  (三)整理研究的范围多限于著作,论文部分尚付之阙如,更遑论百年学术史梳理。

  在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中,论文与专著互补互动,才能揭示这门学科的学术谱系图,共同构建该学科的整体图像。

  新闻学论著的两种基本形态——著作和论文,目前已经有了本学科的标志性成果林德海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和周伟明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大底核清了中国新闻学论著的种类和数量。但整理过程中并未囊括百年来的论文。尤其是期刊、专刊所载的论文篇目尚未全面整理,学界至今尚缺系统性的或有代表性的论文目录汇编。因此,以一个成熟的学科标准来衡量,中国新闻学的文献体系依然尚不完善。

  民国以降,尽管黄天鹏、徐宝璜开启了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但后续零星的研究者多不详甚至佚名,至解放后还是人大资料室的索延芳着手整理解放前的新闻学书目,才引起学者方汉奇的重视重新作了一些补充。方老作为新闻学大家,我们后面很少再看到他在这方面有比较集中或突出的公开成果。后续的林德海、周伟明,他们都从事图书资料管理工作,学术上也并无任何的新闻学背景或建树,因而其整理研究无法洞悉本学科的关键问题与要害,其成果最多也就带有参考性的资料性质,对本学科的发展与支撑无法形成一个突破和飞跃。

  新闻学术史的总结上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徐培汀的标志性成果,后续有李秀云,她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不断的在这个领域耕耘并有数本著作出版。此外,也有其他一些学者但多为“散兵游勇”,远未像其他学科一样形成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效应。

  当然,我们意识到这些亟待拓展的空间的同时,也须意识到我们的整理研究面临着如下一些机遇:

  首先是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沉淀,除了论著成果的整理研究,其百年发展学术史也很值得我们去加以总结和归纳。尤其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正当时,这项基础性的整理研究工作正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基石,很值得我们抓住当前这个大好时机去开拓。

  其次是当下正值大数据与数字网络技术发达的时代,搜集论著成果的手段要比过去方便多了。我们可以一改过去原始的整理方式方法,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数据分析来为我们全面搜集论文和著作提供技术服务。如建立数据库、提炼和分析整理主题,细化学科方向,深化对专题乃至个案性成果的梳理等。

  再次是当下新闻学的相关学科成果已有相当多的积累。对跨学科的成果吸纳远远不够。事实上,文学、历史、出版视角下有价值的新闻学成果百年来也相当多,但限于整理的视野以及技术手段等原因过去我们一直未能悉数收录和吸纳。现在我们如能扩大视野,将这些成果打捞、吸纳,并彰显学科之间的关联,我们便能型塑新闻学研究的系统、全面的学术图谱,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跨学科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学,这样可以克服前面的新闻传播学科论著分类过于宏观、未能与时俱进细化的局限,更是壮大、充实研究队伍的重要之举。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认定:“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应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展开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条件”。

  根据这个权威的国家标准定义,基于学科发展的视角完善百年中国新闻学的整理研究,就必须重点做好其研究史和史学史的完善工作。前者侧重对学科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全面评述,后者偏向于对学科史著的研究。两相结合,才可以完整反映新闻学科的历史脉络和大体轮廓。目前对中国新闻学研究史的梳理的主要标志性成果是编目,而史学史部分则更是一片处女地。总体上新闻学界对新闻学论著的整理研究尚处在自发状态。基于此,百年中国新闻学论著整理研究应遵循如下具体路径进行完善:

  (一)查漏补缺,构建系统完整的百年中国新闻学论著编目,以完善学科研究史。

  周伟明的《精介》之后,到今天又有了近10 年的研究成果有待整理补充,另外,《精介》毕竟是“精介”,不排除还有一些重要文献未能纳入。尤其是民国部分、敌伪论著部分、港澳台部分的编目亟需完善。

  专著方面,有三个数据来源可供查核: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它存储的新闻传播类图书较为完整、全面);民国文献资源总库(它收录1911年—1949年间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目前收录有图书5万种);《全国总书目》和《中国国家书目》。《全国总书目》系图书年鉴性质的综合性、系列性图书目录,自建国以来逐年编纂,它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每年中国图书的出版情况;而《中国国家书目》可查到近年来我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出版的著作,也可查到我国著者在国外发表的著作、海外华侨和外籍华人著述以及国外出版的中文著作,其收录范围包括了图书、连续出版物、博士论文、书刊索引等。这两大书目可作为上述数据库的重要补充。

  论文方面,也有三个数据来源可供查核:民国期刊数据库(数字版)、中国知网(CNKI)、《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中附录的论文索引和《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新闻年鉴》提供的论著目录,这些都可作为补充。可以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按照学科类别、主题词、关键词及频率词等获取论文篇目信息。

  (二)创新整理研究的方法,借助数字化技术,构建文献数据库,以完善学科文献史。

  详备的文献资料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学科的学术资料建设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该学科当前的理论高度与研究水平。新闻学论著整理研究作为一项学术资料建设,其学术意义重大。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考虑利用现有的数字化技术,构建大型的百年中国新闻学文献数据库。

  何谓数字化?数字化即按科学的方法分门别类地以电子格式加工、处理、存储论著资料,并能对这些信息资源进行高效的插入、删除、修改、检索、通过访问接口和信息保护等操作的过程。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百年新闻学论著整理研究可以考虑利用这些关键技术构建基于搜索引擎和阅读浏览功能的大型文献数据库,以为学界共享新闻学研究成果、鸟瞰新闻学科的发展提供便利。

  这种大型的中国新闻学文献数据库应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中国新闻学论著百年编目与检索,二是一些代表性的百年经典论著浏览和介绍,涵括论文全文、专著目录与简介、一般性的专题文章等。数据库可以在线逐年更新,每年度的最新论著成果可整理发布,不断补充,实施开放式检阅。这样可以使以后的新闻学论著整理工作逐步走上日常化和程序化,从而完善中国新闻学的文献史。

  (三)以问题为中心,利用大数据技术突出整理研究的专题性、个案性、跨学科性。

  回顾、梳理百年新闻学、论著是为了全面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分析其不足,更好地寻求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新高度的突破。而建构新闻学科的百年专题史和个案史,可以突破现有研究的瓶颈,拓展其研究领域,同时更可以建立起中国新闻学科的学术自信。遗憾的是,以往的整理研究多局限于按照学科方向进行成果的分类和归总,而在专题整理和个案整理尤其是跨学科整理方面有所不足,亟待补充和完善。

  如学术史方面,由于文献资料不够和工作量浩大的原因,以往成果多为断代史,至今还缺乏一部完整的百年中国新闻学术史,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另外,整理研究本身作为一项学术史工作,它具体涉及学科发展史、学科研究成果及其重大学术问题、学者群体、学术机构(团体)、学术活动、学术期刊等六个方面(姚晓南,2008:56)。具体如百年新闻学研究历程、研究成果、 研究成就,百年新闻学科研究方法的归总,百年新闻学术制度史,百年新闻学术团体(机构)史,百年新闻学术刊物史,百年新闻学术人物史等系列学术史,这些都关涉本学科的某一类具体问题,亟待我们加强整理研究。还有前面提到的文学、历史、出版等领域的交叉性成果利用大数据技术加以打捞吸纳便可以实现跨学科的整理研究。如果能对这一系列的学术问题开展研究和总结,那么便可厘清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新闻学的学术风貌、尤其是百年来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脉络和发展规律,对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无疑意义重大。

  综之,立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学科高度开展整理研究,并从较宽阔的百年论著视野下观照我国新闻学术的整体发展,对于中国新闻学的百年学科史、专业史和学术史而言,它无疑是鸟瞰全局的一大研究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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